1955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编发的文章《大凉山上的文化播种人》，介绍阿角在凉山州金阳县创办民族学校的事迹。资料图片

1955年9月苏联卓娅和舒拉的妈妈（左一）访问中国时接见中国的“瓦尔瓦娜”（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女主角）、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阿角（右一），时有郝建秀（左三）、徐建春（左二）同志在场。 资料图片

阿角1955年被评为全国一等模范教师。

　　有人说，大凉山是梦和诗，是只能意会无法诉说的密境，是常常让人产生奇思妙想的地方；也有人说，大凉山是一方灵魂长着翅膀飞翔的家园，是让一切美妙梦想生根发芽的宝地。

　　她，凉山几千年漫长历史中的第一位彝族女教师，就是那让梦境和诗意变为现实的人，就是那让灵魂和梦想插上翅膀飞翔的人。她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了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大山间办起了第一所乡村小学，她如蜡烛般燃烧自己，给彝家的孩子们带去知识和希望，她用难能可贵的真诚与责任、激情与执著在凉山播下文明的种子，收获着光荣与梦想……

　　要成为真正的战士

　　1933年，阿角出生于四川西昌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她进入西昌礼州一所桑蚕学校半工半读，上午背起比自己还高的背篓上山采桑养蚕，下午挤出时间读书，就这样勉强读到初中毕业，又不得不辍学回家，为家庭的生计而劳碌。

　　身体单薄的阿角，跟随大人们磨豆腐去卖，每天从天还没亮一直忙碌到天黑。但是，阿角仍然坚持学习，坚持读书。这得益于阿角小时候受到的熏陶，她从小就很喜欢听一个邻居姐姐讲故事，尤其是《水浒传》。阿角在自学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多地方不懂，但是知识还是如雨滴般浸润着她的心灵。

　　辍学的阿角，内心渴望的是重新走进教室，和同学们一起朗声读书。终于，在一些热心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阿角于1948年秋天顺利考入了西昌师范学校，却因为遭到歧视被迫离校，直到1950年西昌解放才得以重新回到学校。

　　阿角是学校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但成绩却是学校里最好的。而且阿角擅长演讲，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各种演讲比赛，还当上了校学联的代表。

　　在学校组织观看电影《刘胡兰》时，刘胡兰挺起胸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就义的英雄形象，使阿角久久不能忘怀。阿角说，就是这个年轻女英雄的形象一直教育和激励着她，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于是，阿角一直寻找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机会终于在阿角毕业的时候来到了。

　　1952年7月从西昌师范学校毕业后，阿角参加了在西昌专区举行的中小学教师思想改造学习。一天，西昌专区组织部部长张安国给大家作关于开展大凉山工作的报告，当他重点指出要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到民族地区时，一个姑娘走到台前，将一张写着“我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愿意到大凉山去开展教育工作，希望上级批准我！”的纸条交给了他。这个姑娘就是阿角。在阿角看来，像革命烈士一样做党的好儿女，到条件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做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52年初冬，西昌通往金阳的山路上出现了一个姑娘的身影。背着简单的行李和20多双草鞋，饿了吃几口洋芋，渴了喝几口山泉水，经过10多天的跋涉，阿角终于来到了大凉山最边远的金阳县。到了金阳县城，她被告知可先到基础较好的灯厂小学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到彝族聚居的马日脚。

　　说是条件较好，其实灯厂小学只有一间小房子、几张破烂不堪的桌子和椅子，还有13名学生。但这一切并没有使阿角灰心丧气，她一天天地走，一户户地动员。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学生很快就增加到了49名。不过，阿角还是希望到更艰苦的环境里去开展她的革命事业，因为她要实现对党的承诺。

　　在阿角一次次的请求下，上级终于同意她去马日脚。

　　托起大凉山民族教育事业的未来

　　阿角从北京开会回去后，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1956年，凉山民主改革开始时，急需大量民族教育师资。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凉山民族师范学校，校址设在昭觉县新城镇。该校以培养民族师资为主，学制3年（少数初师班学制为4年），校长由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瓦渣木基担任。阿角接受了筹办学校的任务，并在1956年至1960年期间，担任凉山民族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主持校务和全面工作。

　　接到筹办凉山民族师范学校的任务后，阿角就去了校址所在地，结果看见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块平地，长满了草。于是，她决定动员、组织群众先把地平整出来。

　　阿角一边组织人员修建校舍，一边准备招生工作。她结合自己过去办学的经验和学到的革命知识，向大家讲解创办学校和学习革命知识的重要性，积极招募有志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青年，很快，学校便招收了500多名学生。

　　那段时间既抓修建又抓教学，还要抓行政管理，阿角的任务十分繁重。阿角每天要上8节课，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但是看到群众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她觉得很欣慰、很值得。每当太阳落山，就会有成群结队的农民群众，拿着凳子坐在教室前的空地上，等阿角和她的同伴们给他们讲课。阿角看到这种情况，便向上级申请，开办成人夜校，包括农民识字班、青年识字班、成人识字班、妇女班，教附近的农民读书、识字，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等等。

　　阿角组织老师们每天给农民群众讲解土地改革和政策，群众们听到这些先进的理论和思想，都深切地感到自己是真的彻底解放了，人民真的当家做主了！他们心里都很高兴。

　　虽然搞好凉山民族师范学校的建设困难重重，但在阿角和其他老师们的努力下，学校还是办起来了，而且越办越好。1960年，凉山民族师范学校分别被评为四川省、凉山州先进集体，阿角于1958年被评为四川省文教群英先进个人、1960年被评为全国及四川省文教群英先进个人，再次到北京参加表彰会。

　　1956年，阿角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一干就是七届（第一届至第七届）。1984年，阿角调到四川省政协工作，是第五届、第六届四川省专职政协委员，民族宗教组副主任，主要从事民族地区的教育、宗教等工作。在担任政协委员的35年中，阿角一直关注民族教育，奔波于民族地区。她在政协会议上的每一次发言，都让委员们印象深刻。《关于培养、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几个问题》、《关于凉山地区的教育现状与对策》、《民族地区人才匮乏的问题》、《关于成年人应该成为青少年思想进步的老师》、《阿坝、甘孜、凉山、乐山等民族地区女童入学的问题》、《妈妈的女儿要读书》……阿角的发言中有着详实的论证，更融入了深切的感情，令许多委员为之动容。

　　阿角虽然离开了教育的第一线，却比任何时候更加关心教育工作。几十年的教育工作经历使她充分认识到，教育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责任。她希望更多的人关心、重视教育特别是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年近80的阿角，如今更多地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岁月的沧桑、病痛的折磨，刻在了她慈祥的脸上；曾经青春活泼、干练、坚韧的姑娘，已经变成了笑容可掬、满脸皱纹的老人。只要一谈起教育，她那双饱含深情的眼睛，就会泛起光亮，变得神采奕奕。而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她并不愿意多谈，因为那是留在心中最美好的记忆，是刻在大山深处的永恒。

　　用心赢得马日脚人的信任

　　1950年，凉山刚解放，尚未进行民主改革，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大多数人还过着非人的生活。野蛮、落后的奴隶制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凉山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停滞。

　　1952年12月，当阿角到达马日脚后，发现那里的人只是听说解放了，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解放？解放意味着什么？党的各项工作都还没有做到这里来。于是阿角给他们讲党的政策和党将带给人们的新生活，讲新旧社会的对比，还讲革命军队怎样对待人民的故事……可是相信阿角的人并不多。

　　阿角在马日脚的主要工作是办民族小学，可是那里从来没有学校的影子，人们的心里根本没有学校这个概念，阿角也没有住的地方。后来，头人马黑阿和允许把一间牛棚隔成两半，一半关牲畜，一半给阿角住。

　　马黑阿和的妻子去世后，丢下3个儿女。他一个人照看不过来，孩子一个个脏得像“小泥人”。阿角住下的第二天，就和3个孩子混熟了，给孩子们洗脸洗脚、洗补衣服，领着他们唱山歌。孩子们都叫她“立木阿角”（阿角姐）。和这家人熟悉后，阿角又陆续访问了其他的头人和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办学的意义，用自己身为彝家女儿的诚心和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心去打动他们，并逐渐和那里的群众接近。

　　阿角就这样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拥护，慢慢地，有人想把孩子送来上学了。头人马黑阿和把从来不让外人进去的碉堡腾出一层来做学校的储藏室，村民嘉巴尤发也把住房让出一部分给学校做厨房，学校就这样凑成了，可是还没有学生。直到1953年1月，才有3位家长送孩子去读书。白天，阿角带着孩子们在山坡上的大树下学习；晚上，阿角就安排他们住在头人家的火炕边上。在山坡上，当然没有现在教室里的那一套东西，即使有也用不上。没有黑板和粉笔，她就用石子和四季豆在地面上摆字给孩子们看；休息的时候，就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培养孩子们的上学兴趣。因为来围观的人很多，阿角就利用机会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要让孩子们读书。到了晚上，阿角就去头人和群众家里讲党的民族政策，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照顾生病的群众。阿角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赢得了马日脚人的信任。

　　没有一间教室，只有3名学生，也能算是学校吗？阿角相信，这是宝贵的萌芽。燎原的火焰，不是由星星之火点燃的吗？汪洋大海，不是一滴滴水珠流淌而成的吗？

　　到了1月底，学校的学生已增加至9名，阿角担负起了当好这9个孩子的老师和母亲的责任。马日脚人天天都能看见阿角在孩子们中间忙碌，听见孩子们和阿角一起发出的笑声。

　　阿角的工作虽然有了很大的进展，可是困难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例如，有些孩子听一会儿课就跑到深山里去玩儿，或是躲着老师让老师翻山越岭地去找他们，而且还经常给老师制造一些小麻烦。有一次，阿角正在火坑旁边看书。忽然，学生马黑阿薄拿起一根在火坑里烧得正旺的柴火对着阿角的右脸烧去，只听见“滋”的一声，阿角右脸被柴火烧到的地方马上就起了一个水泡，而且迅速地变大。大家都吓坏了，阿角赶紧摸摸这个孩子的头说：“没有事，没有事，我不怪你！”

　　阿角没想到，没过多久，这孩子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那年儿童节的时候，马黑阿薄在纪念大会上检讨：“那次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拿火去烧我们的好老师！我那时不想念书，心想我拿火烧一下老师，老师生气打我一顿，我就可以回家去了。现在我懂得了不学毛主席的道理的孩子是傻孩子，不识字的孩子是瞎子！”后来有人问阿角：“当你遇到这类学生的时候，你怎么这样有耐心呢？”阿角总是这样回答：“教孩子们懂事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孩子们都是懂事的了，还要我们老师干嘛？而且那孩子又没有母亲，我是真心地疼他！”

　　一片曙光，一团热烈的火

　　1953年5月，马日脚人民公社民族小学的学生增加到了33人。

　　阿角看到孩子们和自己有了感情，就开始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彝族儿童喜欢唱歌跳舞，阿角就教他们唱歌跳舞；孩子们爱玩石子，阿角就用小石子教他们摆字。而且，阿角在教孩子们时采用了彝语与汉语对照的教学方法，她发现这样孩子们学起来要容易一些，而且也增加了孩子们的兴趣。她摸索着开始了最早的双语教学，并编写成教案。

　　阿角为了选择切合当地情况、适合学生兴趣的教材，经常工作到深夜才睡。学校的教学设备很缺乏，没有教室、桌凳，他们就在山坡上的大树下上课；没有运动器材，他们就用木刨花扎成球来玩；没有时钟，就用晒干的玉米须子编成条辫燃烧记时。

　　经过努力，阿角对马日脚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了，和群众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学生的迅速增加使得本来就拥挤的那间教室，再也挤不下人了，为此上级指示为马日脚民族小学建房子。开工的那天，马日脚的群众都来主动参加建房工作。彝族头人帮忙夯土墙，百名群众帮忙割草、扎草、搬草盖房顶，还有跑来看热闹的，因为修学校在马日脚是破天荒的。

　　8月，马日脚民族小学终于拥有了几间茅草房，阿角和33名学生搬了进去。

　　学校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学生却过不惯集体生活，经常跑回家去。他们说：“老师，我实在学不来啊，再说了，我们祖祖代代从来都没有读过书，还不是一样吃饭活下来了。”阿角便利用一切机会，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如教他们唱《东方红》等歌曲，讲《南征北战》等故事，结合自己的切身实际开导他们，通过开展一些简单的游戏和文字活动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不知不觉就到了冬天，孩子们的学习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1954年春天，上级准备把阿角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马日脚群众知道后，便集体到县里要求把阿角留下来。他们说阿角是马日脚的骄傲，是毛主席派来的一位美丽公主，她的到来改变了马日脚人民的生活。到1954年底，民族小学已经有38名彝族学生了，在阿角的辛勤教导下，学生们基本可以用彝文写信了，而且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也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汉语，能用汉语写信，年龄大一些的学生还给家里人讲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道理，讲要搞好团结。

　　感受北京的幸福时刻

　　1955年初，金阳县马日脚民族学校的学生增加到了100多人，他们在阿角的悉心教导下，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都积极地要求入团、参军，要求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其中，阿母有干、贾巴甲加、施衣曲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上级领导、家长和群众的帮助下，学校建起了3间大教室，拥有了学生宿舍和厨房。阿角为学校的发展欢欣不已，更为党组织对自己自始至终的关怀感到干劲十足。

　　1955年9月，阿角在学生们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学校，第一次坐上火车，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阿角成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还被评为当时西康省唯一的全国一等模范教师。

　　开会那天，阿角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她被安排在8排20号正对着主席台的位置。她远远地看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向代表们挥手致意时，心怦怦直跳，她不敢相信眼前的那一切，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亲眼见到给中国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毛主席，没有想到可以看见一直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就在离大会开始还有20分钟时，广播里突然传出了“阿角同志，请你上主席台”的话语。

　　主席台两侧，两队排列整齐、手捧鲜花的少先队员和扛着摄影机、举着照相机的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向阿角走来。两名工作人员把写有“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主席团”的鲜红小牌，挂在了阿角的胸前。在众人的簇拥下和震耳欲聋的“向模范教师学习！向阿角同志学习”声中，阿角朝主席台走去，坐到执行主席的位置上。阿角极度兴奋，极度紧张，只觉得心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起伏的心情还未平静，阿角又发现自己坐在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领导人的旁边，她的热血都要沸腾了。会议中，阿角一直处在无比兴奋与紧张的情绪中。

　　大会结束后，阿角又以少数民族代表和劳动模范的身份，参加了1955年的国庆典礼，并作为中国青年的代表，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庆盛宴。在北京饭店宴会厅，阿角被安排坐在了第一桌。周总理向外宾介绍阿角时说：“阿角是我们西康省大凉山上的文化播种人，是个少数民族的小学教师。”他还送给阿角一块表。阿角当时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周总理又亲切地说：“阿角，戴上表，今后上课就不要再用玉米须子记时了。”阿角使劲地点着头，热泪簌簌地直往下落。她没有想到，对于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彝族小学教师，周总理竟是那样了解，那样关怀备至。

　　在随后的日子里，阿角在凉山马日脚艰苦办学的事迹被《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2日）以《大凉山上的文化播种人》为题报道，《新观察》、《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西康日报》等各大报刊杂志也相继作了报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把阿角和一些模范青年的事迹摄制成纪录片《把青春献给祖国》在全国放映。

　　面对巨大的荣誉，阿角没有骄傲，反而更加谦逊和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