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空(1288-1363年),元代印度僧人。他是“最后一位来华的印度高僧”,对东亚佛教有着深远的影响。
指空是中印度摩竭提国王子,梵名音译提纳簿陀,意为禅贤,指空是其号。他8岁出家于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古印度规模最为宏大的佛教寺院和佛教最高学府。7世纪时,该寺为印度第一大寺,僧徒常有万人,修学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唐代玄奘、义净、道琳等,都曾在此寺留学。
指空在中、印、韩的经历,诠释了佛教文化过去2000年中从印度走向中国,进而走向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的基本历史。
指空在华的活动路线
指空何时来华,由于史料缺乏,今人已无法准确得知。按其“自述”,从元至大二年(1309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54年间,指空的云游路线,大约是经由北印度经西番(西藏)至燕京(北京),再经长安(西安)至蜀(四川),从罗罗斯(凉山地区)入云南;从云南城(昆明)辗转在大理国(大理)、金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乌撒(威宁)、乌蒙(昭通)、安宁、贵州等地,最后由镇远出常德至洞庭湖,再由庐山、淮西、扬州至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最后从上都去高丽,并圆寂于高丽。
1311年至1314年,指空在蜀“礼普贤巨像,坐禅三年”。普贤巨像于峨眉山万年寺内,指空在峨眉山一住3年,不但学会了汉文,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禅宗。1314年至1315年,指空由川入滇,在大毒河(大渡河)遇盗,经罗罗斯,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约1315年春到云南城,入祖变寺(旧址在昆明附近),当年在龙泉寺(旧址在昆阳)坐夏。在龙泉寺期间,指空书梵字《般若经》。《般若经》又称《般若波罗蜜多经》,被认为是佛陀在灵鸳山的言教,是最早的大乘佛教经典中的作品。
指空在华行法,在云南的时间最长;而在云南,又以在武定狮山正续寺坐禅的时间最长。从1315年至1320年,指空在云南主持扩建正续寺。正续寺,又称正续禅寺或狮子寺,元初蜀僧朝宗所建。指空在狮山经营6年,增建佛殿、佛像、僧室、厨房等。为保正续寺香火不衰,指空殚精竭虑。《狮山建正续寺碑记》中说他“绝粒危坐(不吃饭而打坐),胁不粘席(不睡觉),开辟正觉”。正续寺是指空创立的禅宗寺庙,但其建筑样式、佛像造型、梵文碑记等诸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印度佛教的色彩。
1321年至1322年,指空离开云南,前往贵州元师府,官皆受戒,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苗蛮、徭、僮、青红花竹、打牙仡佬诸洞蛮俱以异菜来请受戒”。
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元朝时期,今彝、苗、瑶、仡佬、壮等民族的先民皆信仰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指空为了在这些民族中开拓佛教空间,将佛教密宗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与自然宗教的同类咒术、仪礼、民俗信仰相融合,很快收到了“请说戒经,燃顶焚臂,官民皆然”的效果。
离开贵州后,指空入湘西,后经常德、洞庭湖、湖广、庐山、淮西、扬州到上都。在上都,见元泰定帝,论法得帝称赞。此后,指空与元朝皇室多有讲经往来,在元廷享有崇高的声誉,实际上取得了相当于帝师的地位。
指空对韩国佛教的影响
指空在华弘教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归功于他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相融合。指空在高丽传教走的是同样的道路。他尽量使佛教适应高丽的国情和需要,将中国化的佛教体系加以弘扬,这使他又在高丽取得巨大成功,取得“师之师”的崇高地位。
指空在金刚山发起菩萨道场,翻译解说《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这对高丽佛教界意义深远。当时,高丽佛教有着浓厚的密教色彩,即有杀生血祭仪式;并在世俗中有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即“血食是邦者曰:三岳神亦闻此戒,却杀生之祭,愈增敬畏。”指空结合高丽宗教的实际,通过解说此经,指明佛说世界万有由心所造,认识对象不在外界而在心,进而强调崇佛重在修心养性,倡导信众发菩萨心而戒杀生血祭。指空把禅学与戒律相结合,讲经有法,深得高丽僧俗欢迎,因此声名鹊起。
指空在高丽建桧岩寺,并于1328年说戒于延福亭,各阶层人士奔走以听。今天的韩国京瓷道扬州天宝山之桧岩寺,就“肇于指空”。指空云游至天宝山,见“山水之形,宛同西竺阿兰陀之寺,后僧懒翁始建寺”。指空曾“执绳量地,以定其位”。
指空在高丽被称为“师之师”,是由于他培养了高丽众多高僧大师,比如懒翁。懒翁,即慧勤(1320-1376年),高丽禅僧,俗姓牙,原名元慧,懒翁是其号,世称懒翁慧勤。懒翁曾长期受法于指空。懒翁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来华,至燕京法源寺参访指空,至正十年(或十一年)南游,于杭州净慈寺参谒平山处林,得其印可。后游历补陀洛山、育王山、明州、婺州伏龙山、松江等地。至正十五年(1355年),奉敕住大都广济禅寺,开堂说法。至正十八年(1358年)归国,在辽阳、平壤、东海等地说法。1361年受封为王师。懒翁之所以能在大都(北京)广济禅寺开堂讲法,是从指空修习中国禅宗教法的结果。
元朝时期高丽入华求法之高僧从师指空者,还有正智国师智泉,李朝第一代王师、曹溪宗大禅师、妙严尊者无学自超。指空对于高丽佛教影响巨大,其地位相当于鸠摩罗什、达摩之于中国。他把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输入高丽,对促进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