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当代诗歌，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与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一样，当代诗歌经历了革命时期（1947年——1978年）、“新时期”（1978——1992年）、“后新时期”（1993年——至今）等三个连续而嬗变的历史阶段。三个时期的蒙古族诗歌创作与内地的诗歌创作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独特的民族个性。

　　革命时期的诗歌创作在大一统的“规范体系”统摄下，遵循相同的创作原则，形成了蒙古族“社会主义诗歌”形态。其主要特点是：1.形成了以革命、建设、英雄、理想、共产主义、民族解放、民族团结、民族国家为核心话语的主题形态（当然有民族特色和地区风貌）；2.形成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发展方向的美学形态，民间资源受到极大重视；3.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成为唯一创作方法，昂扬的“颂歌模式”被推向极致。与现代（1947年前）相比较，此时的蒙古族诗歌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与内地的汉语创作有很大不同，如果说，革命时期的汉语创作在现代诗歌的映照下，显得相形见绌的话，蒙古族诗歌却得到了一次大的提升。原因是多方面的，蒙古族传统诗歌资源（包括蒙古国诗歌）被广泛利用；一大批有才华的诗人迅速成长，形成较大的书面诗人队伍，这是此前全部历史所没有的；世界诗歌资源，包括汉族诗歌、苏联诗歌、其他进步诗歌被有效利用，拓展了蒙古族诗人的眼界。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有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齐木德道尔吉、杜格尔苏荣、纳.塞西亚拉图、哈.丹碧扎拉森、波.敖斯尔等。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纳.赛音朝克图是当时中国作协理事、《诗刊》编委，其代表作抒情长诗《狂欢之歌》（1959年）被翻译成汉语刊发在《人民文学》上引起强烈反响。汉语诗集有《狂欢之歌》、《幸福和友谊》等。巴.布林贝赫的抒情长诗《生命的礼花》（1959年）被译成汉文分别于1960年、1962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引起全国诗坛的关注。他先后出版了汉语诗集《龙宫的婚礼》、《巴·布林贝赫诗选》等。这两位诗人和作品入选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国内蒙古族诗人的代表。

　　“新时期”蒙古族诗歌从观念到形式、内容都有了巨大的转变。“新时期”内地诗歌的主流是“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蒙古族诗歌的主流与内地诗歌有些错位，刚开始，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诗歌创作成为主流，其代表是阿尔泰、齐.莫日根、勒.敖斯尔、诺力玛斯楞、纳.松迪、德力格尔仓、苏尤格等。八十年代中后期，更年轻的一代诗人特.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特.斯琴、勒.超伦巴特、仁.斯琴朝克图、德.斯楞旺吉拉等人崛起，其前三位是蒙古族“朦胧诗”的重要代表。阿尔泰、齐.莫日根、勒.敖斯尔三位无疑是当代蒙古族第二代诗人的杰出代表。阿尔泰的系列组诗《心灵的报春花》在整个八十年代引起地震般的轰动，深受蒙古族读者的高度礼遇。他出版了《阿尔泰诗选》、《心灵的报春花》、《阿尔泰新诗选》等重要诗集。齐.莫日根的抒情诗《蝈蝈长鸣》、组诗《灰兔》、勒.敖斯尔的叙事诗《苏米亚》、组诗《牧马人之歌》、《祖父的希日塔拉》等也引起巨大轰动。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也是蒙古族“朦胧诗”的始作俑者。他们分别出版了《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和《另一种月亮》、《天风》等诗集，成为蒙古族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路人。

　　进入“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的变革，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境遇，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事实。第四代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崛起，他们明显地分化成两组诗人群体，一组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以学者诗人为主体，他们以蒙古族诗歌的现代化为目标，致力于观念的更新、方法的创新、文化经验的开拓，其代表是多兰、满全、瓦.赛因朝克图、海日寒等，其代表作有诗集《蒙古人》（多兰）、《温馨时光》（满全）、《遥远的预言》（瓦.赛音朝克图）、《遥远的雪山》（海日寒）；另一组是“原生态写作”诗人群，致力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表达，探索民族文化心理，标举本土化的旗帜，其代表作有《骏马家园》（恩和哈达）、《温暖人间》（那顺达来）等。

　　进入新世纪，蒙古族诗坛出现了“蒙古语诗歌那达慕”现象，诗歌朗诵比赛通过现代媒体的助阵成为蒙古族文艺界的一件盛事，诞生了一批新生代诗人群，他们虽然在诗艺上没有明显探索，但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促进了诗歌的大众化。新世纪伊始，蒙古族网络文学应运而生，其中诗歌创作占了最大比重，这与内地的情况又有不同。网络文学已成为蒙古族人民全民狂欢的文学平台，其民主性、平等对话、互动性、自由特性、无门槛等特点催生了蒙古族全民写作的独特景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