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第三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以下简称“纪录片展”)在京举行闭幕式暨颁奖典礼。高屯子的《十年寻羌》获得金收藏奖；周耒的《放雁》以及康世伟的《轮回情》获得银收藏奖；立里达哈的《克智少年——吉则尔曲》、许扬的《老人会》、黄钰晴的《结婚原来是这样》获得铜收藏奖；柯永权的《大合唱》获得传播奖；拉则的《鼠兔》获得评委会推荐奖；庄孔韶获得为推动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而特设的终生成就奖。

　　本届纪录片展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北京电影学院共同主办，共收到参赛纪录片252部。

　　经评委会挑选推荐，于10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电影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等6个分会场展映了55部入围纪录片。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策展委员会主席顾群说，民族志纪录片的创作、收藏和传播，是在不同民族间构建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的一种重要文化形式，能够推动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以独特的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导演和创作者都是耕耘者。

　　民族志纪录片的盛会

　　2015年，中国民族博物馆以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民族志收藏体系，建设中华各民族文化遗产与记忆资源数据库为宗旨，发起组织了首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从第一届的105部，到第二届的125部，再到本届数量的倍增，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在短短4年间出现了“井喷式”发展。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执行策展人郑茜认为，民族志纪录片不仅有数量上的快速增加，更重要的是在涉及当代中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深度、广度和丰富程度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志纪录片创作者们在用影像回应新时代复杂深刻的各民族生活方面所交出的高质量答卷。

　　本届纪录片展分为“荣誉展映”“共享记忆”“非遗影像”“社区影像”“实验影像”等单元，影片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反映了各民族生活、情感的各个侧面。比如，反映汶川大地震之后，灾区群众生活的纪录片《十年寻羌》《前世今生》等，创作者历时多年追踪，拍摄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反映独龙族历史文化、生活变迁的《看见看不见的独龙江》《独龙啊嘣》，用镜头记录了人口较少民族独龙族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社会各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戏曲变迁的纪录片《柳琴》《昆明戏窝子》《武旦嘉博》《吴门琴话》等，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探寻；还有关注更广阔领域的“非民族志”纪录片，如关注人与自然生态的《大象来了》《鼠兔》，讲述整容故事的《面子》，讲述中国人在埃塞俄比亚生活经历的《中国在埃塞》等。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孙立军在本届纪录片展开幕式致辞中感慨地说：

　　纪录片里展现的镜头都完全不输商业片，许多镜头都给人的内心带来冲击。年轻的拍摄者们拍出了暖心、温馨的作品，它们记录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多样文化。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靖江认为，

　　近10年来，影视人类学界正在迎来一个“新浪潮”，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较大飞跃。本届纪录片展是当代影视人类学的盛大光影舞台，很多参展作品不仅题材新颖，而且思想深刻，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者郭净认为，

　　民族志纪录片展是一个多元影像交流的平台，为过去而收藏，为未来而创造，推动了中华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各民族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为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四川省汶川县夕格、直台两个羌寨的村民，将整村易地搬迁到200公里外的邛崃县进行安置。

　　虽然从内心上知道，搬迁到新家，可以有自来水，孩子们上学要方便得多，可是一想到要告别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山，村里年迈的老人还是忍不住嚎啕大哭。他们担忧，自己走了，那些死去的“祖上先人”魂归何处，谁来供奉、祭奠他们。

　　离开的日子最终还是来了。村民们提着锅碗瓢盆、热水壶、拖鞋，孩子们手里捧着老人的遗像，沿着蜿蜒的山路向新生活迈进。

　　这是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很难找到的生动细节，却在由高屯子历时10年拍摄的纪录片《十年寻羌》中完整地保留下来。迁徙与回归的路上，人与祖先、人与神灵的悲欢离合，令人动容。

　　在今年4月举行的第16届世界民族电影节中，该片获得“民族文化传承奖”。评委们的评价是：“这是一部纪实电影，创作者以史诗般的叙述结构，记述了一个民族迁徙与回归的历程，不可复制的动人影像弥足珍贵;影片同样具有人类学的价值，让人能真切地看到中国人的信仰与生存样式。”

　　民族志记录的价值在于，从个体的故事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导演高屯子认为，虽然我们不必像震后灾区的人们一样被迫迁徙，但今天的人们同样“迁徙”于国与国、城与城、城与乡之间，我们何以为家？如何心安？他希望观众在观看了此片后，可以更为深入地思考人与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

　　由壮族作家周耒导演的《放雁》，讲述了年轻人李恩平执着学习天琴的励志故事。天津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学生李恩平，父亲多年外出，几乎不再对家庭负责;母亲独自在家抚养年幼的弟弟，照顾年迈的老人。没有家庭依靠的李恩平只能靠天琴表演来赚钱养家和交昂贵的学费。为了吸引眼球，他表演的天琴妩媚妖娆，常被斥为“人妖”，但他执意走反串的表演道路。

　　“尽管非遗是社会公众都很关心的话题，但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心人物的命运，关心他在社会中的困境，他如何去突破、去解答。李恩平的故事表现了年轻人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改变命运的励志精神，所以我关注他的成长，关注他的个性。”周耒说。

　　在《放雁》中，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民族标签。在他看来，不管李恩平是哪个民族，他首先是一个现代人、年轻人，他要到大城市发展，追求更好的人生。因此，他会运用民族文化中的有益元素来改造、提升自己，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续写民族文化的新传奇。

　　而这也正是《放雁》得到评委们垂青的原因所在。不同于那些出于责任和使命而进行传承的非遗故事，李恩平的人生与天琴紧密交织在一起，让古老的天琴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非遗真正融入生活、融入生命的动人故事。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日本大阪大学的小泉润二表示，

　　此次纪录片展有很多高质量的影像，虽然这些作品反映的只是这个世界无数真实中的一个小碎片，但是捕捉到了一些东西，而捕捉到的这些都是生活中最闪光的部分，能够反映现实、反映真实。

　　纪录片之外的民族团结故事

　　颁奖典礼当晚，在本届纪录片展中斩获银奖的《轮回情》导演康世伟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制片和锻炼的意义远大于结果。其实，当俄朵手术成功的那一刻起，我已满足。”

　　2012年，康世伟到四川色达散心时，在一家餐馆里邂逅了藏族青年索达。索达问他：“你喜欢黑格尔吗？”恰好康世伟对哲学很有兴趣，于是两个年轻人开心地聊了起来，并很快成了朋友。

　　索达和妹妹秋吉感情深厚。秋吉有一个4岁的儿子，叫俄朵，是一个聋哑人。秋吉因病去世后，索达为了完成妹妹的遗愿，带着俄朵走上了求医之路。

　　康世伟用摄像机记录了29岁的索达想当诗人的梦想、秋吉治病手术的过程。俄朵的治疗需要很多费用，康世伟和朋友们自发捐助了上万元，还联系了一家听障儿童基金会为俄朵提供了最高的一笔资助款，使俄朵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好转。

　　8年的跟踪记录，让康世伟学会了说藏语，了解了藏族的风俗礼仪，并与索达等藏族聚居区群众结成了生死之交。索达对康世伟的帮助深表感激，每次康世伟到他家，索达都会以最高礼仪来接待他。

　　这是发生在纪录片之外的感人故事。它不仅让这部纪录片更可信，也让人们懂得，人和人之间，只要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就能打开彼此的心门，获得包容和爱。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拍摄《尕措和牛》的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魏红丽，在去青海藏区拍摄之前，从未涉足过这片土地，对藏族的民俗文化也知之甚少。她和同伴住进了同学阿斗尕措的家。刚去时，他们对很多风俗习惯不适应，比如说，在山里不能大声呼喊，主人家的佛堂不能随意进入，袜子脱下来不能举得太高等。虽然没有详细考证为什么，但当地群众这样要求，他们就尽量尊重，入乡随俗。

　　“我发现，在尊重的基础上，不同民族是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魏红丽说。

　　在这次纪录片展的开幕式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抖音刷屏、技术门槛消失的自媒体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做民族志纪录片?

　　朱晓阳认为，民族志纪录片不能再满足于一般的描述，或者仅仅呈现作者的感受性，而要努力在当代技术可及的条件下，以长期的田野体验，和纪录对象达成一种视域的重合，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书写。“就此而言，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巨大变革和改写民族志纪录片既有规则的时刻。”朱晓阳说。　　　　

　　对话｜朱靖江：

　　我们不能只有高成本、大制作的院线片　　

　　问

　　在您看来，这些参展民族志纪录片大体有哪些类型?具有怎样的特点?　　

　　朱靖江：这次参展纪录片如果从类型来分，可以大致分为学者纪录片，如郭净的《卡瓦格博登山传奇》，林叶、朱晓阳的《老村》等；媒体纪录片，如许东平的《昆明戏窝子》、贾丁的《毛坦厂的日与夜》等；独立纪录片，如于广义的《小李子》、李璞的《道别》、康世伟的《轮回情》等；院线纪录片，如《大河唱》《十年寻羌》等；还有社区影像作品《鼠兔》、影像口述史作品《马背上的生活》、实验影像作品《空的形状》以及为数不少的在校学生的纪录片作品。应该说作品类型很丰富，创作者身份多元，且都怀有关注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责任感，都有温暖的人性关怀，大都经过了较长时期的拍摄历程，总体水平要高于前两届的入围作品。　　　

　　问

　　您认为，这些纪录片除了具有学术价值以外，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来说，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朱靖江：这些作品体现出不同年龄与社会身份的影像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民族文化变迁的真切记录与诚挚思考，能够提供很多来自民族民间的真实生活图景与丰富的文化细节。我们唯有更真实地认知和理解中国社会与民族文化的丰富样貌与内在精神，才能进一步促进民族间交流互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问

　　随着专业认识的介入，越来越多高水平的民族志纪录片不断涌现，它们甚至走进了院线，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在“人人都拍”的当今时代，您认为，专业化、高水准、规模化的“民族志纪录片2.0时代”是否已经到来?

　　朱靖江：民族志纪录片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表达，它追求的是多声道的文化共鸣，也就是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化主体都有权利和有能力拿起摄像机，记录和表达他们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主题。高品质民族志纪录片的发展当然是一件好事，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到这种富含文化与学术价值的纪录片类型，但归根结底，我们不能只有高成本、大制作的院线片，忽视更多学者、学生、村民、工人或其他普通纪录片创作者文化表达的愿望与权利。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