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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六合为一家 ——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李 方 2018年11月28日 阅读量: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东晋王朝偏安一隅,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互相接触、学习,互相碰撞、冲突。在这个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前秦是思想与实践的先锋,而其中起主导作用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前秦君主苻坚。

  以“中国”自居

  秦建元十九年 (公元383年)正月,前秦进军西域,苻坚送主将吕光出长安,特意嘱托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这里既表达了苻坚不欲穷兵黩武过度掠夺西域人民,而欲以儒家王化之法威服天下的战略思想,又表达了苻坚以“中国”自居的观点。在前秦进伐西域的问题上,史书起码有3次记载前秦君臣自称“中国”。事实上,苻坚自称“中国”、以中国帝王自居,始于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灭前凉之后。

  苻坚是氐族,前秦是氐族建立的国家。前秦氐族自称所建国家为“中国”,是对那种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仅指汉族人所居地区观点的有力批判。前秦君臣自称“中国”是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历史上的“中国”有多层含义。有地理上的含义,不同时期代指京师、王畿、国中、中原、内地;有文化上的含义,某些时候代指儒家思想、传统观念、华夏文化;有民族上的含义,某些时候代指汉族;还有政治上的含义,不同时期代指施行华夏文化礼仪的诸侯国、中央政府(朝廷)。清代1689年以后,“中国”则具有主权国家的含义,真正指称整个国家了。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哪个政权占据中原,尤其是占据了长安、洛阳二都,哪个政权才有资格称“中国”。比如三国时期,魏占据了中原,魏称中国,而蜀、吴则不能如此自称,即便蜀主刘备是汉朝王室的后裔,也只能如此。前秦占据了中原,尤其是占据了长安、洛阳二都,是完全有资格称“中国”的。

  前秦建国(公元351年)之后,在“中国”称号上也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前秦建国之初虽已占据关陇,但时人并不视之为中国。最明显的例子是前凉回答前秦劝降使的一番议论。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二月,前秦主苻生派遣阎负、梁殊出使凉州劝降,前凉辅政张瓘指责前秦:“中州无信,好食誓言。往与石氏通好,旋见寇袭。中国之风,诫在昔日,不足复论通和之事也。”张瓘在这里称秦为“中州”,而自诩为“中国”。前凉基本上始终以晋臣自居(张祚除外),其自诩“中国”,实际上就是称东晋为“中国”。然而,自从苻坚秦建元六年(公元370年)起陆续消灭前燕、仇池、前凉、代国,基本上统一北方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苻坚君臣们已坚定地自称为“中国”,这一点前面已引诸多例证;他人亦称之为“中国”。如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鲜卑人乞伏国仁假借讨伐其叔父乞伏步颓叛乱为名,率师占踞陇西,并召集鲜卑各部,聚众十余万,胁迫诸郡背叛前秦,图谋称王独立。国仁曾有这样一段话:“苻氏往因赵石之乱,遂妄窃名号,穷兵极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宁,宜绥以德,方虚广威声,勤心远略,骚动苍生,疲弊中国,违天怒人,将何以济!”国仁叔侄决心反秦,但话语中仍称前秦为“中国”。

  少数民族政权理直气壮地自称“中国”,并逐渐为中原人所承认和接受,表明民族融合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善待少数民族

  苻坚既然以“中国”自居,那么,他是如何看待本民族氐族及其他民族的呢?前秦的民族政策又如何呢?

  首先,苻坚视氐族为前秦的支柱力量。前秦的重要官职多为氐族把持,就是一个明证。秦建元十六年(公元380年),苻坚把15万氐族人分派到关东镇守要地,以氐族为“盘石之宗”。但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中国”和“六合一统”才是他心中的最高目标。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苻坚任用寒门出身的汉族人王猛,打击氐族权贵。王猛深受苻坚的信任,“朝政莫不由之”,氐族贵族对此非常不满,并公开挑战王猛的权威。但经过一番斗争,王猛在朝中的地位得到确立,“自是公卿以下无不惮猛焉”。而王猛在苻坚的支持下,继续打击氐族贵戚强豪(包括其他族)不法者。王猛的做法得到苻坚的大力赞赏, 前秦也因此“风化大行”,国力大增。

  苻坚对尚未“王化”的氐、羌态度,也体现出他的“中国”情结。《晋书·苻坚载记下》载: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秦人既克凉州,议讨西障氐、羌。秦王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这里苻坚将西障氐、羌称为“彼种落”,而称自己为“中国”,鲜明地将二者区分开来,将自己视为高于本民族的国家力量和“中国”的代表。这里苻坚下令对氐、羌抚谕为先,武力为后,目的都是为了“征其租税”,而征租税表面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深层次含义则是为了将“彼种落”纳入到国家的统治范围,以增强“中国”的力量,实现“六合一统”的目标。

  其次,通过苻坚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态度,可见他促进民族融合的苦心。

  秦甘露二年(公元360年),匈奴左贤王卫辰派遣使节表示归顺,请求到内地耕田,苻坚应允。但云中护军贾雍遣属下纵兵掠夺。苻坚愤怒地说:“朕方以恩信怀戎狄,而汝贪小利以败之,何也!”于是免去了贾雍的官职,派遣使节修好,并归还有关收入,表明自己的一片诚意。结果,卫辰“入居塞内,贡献相寻”。

  秦建元五年(公元369年),前燕慕容垂投奔苻坚,王猛认为他是“非可驯之物”,建议“不如除之”。苻坚说:“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而收留了慕容垂。建元六年(公元370年),秦灭燕,又赦燕王“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长安,封授有差。”此后,太史令观天有“燕灭秦之象”,劝苻坚诛杀慕容暐及其子弟,苻坚不但不予采纳,反而给慕容暐、慕容垂等人封官。苻融上疏说:东胡“本非慕义而来。今陛下亲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勋旧。臣愚以为狼虎之心,终不可养,星变如此,愿少留意”。苻坚答道:“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这番话是苻坚民族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将少数民族视为赤子,目的是“混六合为一家”,统一天下。

  秦建元十四年(公元378年),凉州刺史梁熙秉承苻坚旨意,派人出使西域。“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苻坚令返还大宛马,以“示无欲”。并命群臣作《止马诗》。虽然有人视此为“好名之过”,但这是与苻坚所谓“黎元应抚,夷狄应和”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的,是他“视夷狄为赤子”的真实反映。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苻坚送吕光讨伐西域,令其“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也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总之,在苻坚所建立的“中国”中,既能体会到他促进民族融合的苦心,也能看到他推行无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政策措施。苻秦所称的“中国”,不仅具有占据中原的地理含义,而且具有民族融合的政治含义。这既是前秦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

  尊崇儒家,推行汉化

  苻坚的民族思想,源于他本人较深的汉化程度,也源于氐族较深的汉化水平。氐族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受汉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是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民族。《魏略·西戎传》载:“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国之姓。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羊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这说明氐族虽然有特定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但是,在汉朝时期,已“善田种”、“能织布”,与汉族的生产方式、经济生活接近,有较进步的农业、手工业和定居生活了。氐人又多通汉语,普遍使用汉姓,说明与汉族的联系较多,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而苻坚家族是氐族中汉化最深的一族。苻坚的祖父苻洪在后赵石虎统治时期,被授以流人都督,迁往关东,定居枋头(今河南浚县),其所辖人员已不限于氐族,而杂有各色人等。苻氏集团在关东的18年里,改变了本身氐人部落的结构。苻洪的后代差不多都是在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苻坚8岁时,就主动请师就家学,对此,他的祖父欣然应允,而这为他自身的汉化以及日后推行汉化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苻坚上台执政后大力推行儒学汉文化。“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这些记载既表明了苻坚重视儒学的态度,展现了苻坚推行儒家文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体现了苻坚自身儒学修养的高深。同时,苻坚不仅在中央、地方推行儒学,而且在军队和后庭宫掖也倡导儒学汉文化。

  苻坚的治国理念是奉行仁德之政。前述有关苻坚处理匈奴、鲜卑、氐、羌、西域等民族的政策措施,既是苻坚优待各民族的民族政策,也是苻坚推行仁德之政的具体体现。另外,史称每遇自然灾害,苻坚无不作为警示,“愈修德政焉”,也体现了他继承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推行仁德之政的特色。仁德之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精髓,可见苻坚的治国理念是深得儒家政治学说之精髓的。

  由于苻坚推行儒家文化,继承传统制度,奉行仁德之政,前秦不仅统一了北方,而且国力强盛。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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