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早就引起了我国古代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金石学家的注意。他们在历史、书史和金石著录中介绍了民族古文字的情况，记录了关于民族古文字创制、使用的经过，搜集了一些有关的文献资料。他们的劳动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有价值的资料。

　　19世纪中期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大肆进行侵略。文化侵略是他们总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的一些人打着探险家、旅行家、外交家，传教士的幌子，对我国边疆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文物、文献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而民族古文字文献是他们最为垂涎的一部分。20世纪初英人斯坦因三次搜刮佉卢字文书758件，汉、佉、二体钱1 87枚，占佉卢字文献的绝大部分，他和法国的伯希和共盗走了敦煌石窟所出藏文手卷5000卷以上。他还盗走了于阗文、西夏文大批文献。著名的粟特文书简就是斯坦因在敦煌以西汉烽火台所获。粟特文文献还曾被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所盗。大量的回鹘文文献被德、法两国探险队掠往国外，仅德国考古队就运走达10000多件。俄国驻新疆喀什领事彼得洛夫斯基搜刮了佉卢字、于阗文、粟特文文献。俄国的科兹洛夫在我国黑水城遗址盗掘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计有8000多个编号。焉耆-龟兹文文献大部分流失国外。《女真译语》的数种抄本也流散于国外。

　　我国大批民族古文字文献被盗运国外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兴趣。不少人参加了这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其中很多学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法国的烈维、英国的亨宁对焉耆-龟兹文的研究，法国的高梯奥、德国的缪勒对粟特文的研究，英国的贝利对于阗文的研究，丹麦的汤姆森对突厥文的研究，德国的班格和葛玛丽（冯家班）对回鹘文的研究，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对古藏文的研究，苏联的聂历山对西夏文的研究，苏联的龙果夫、匈牙利的李盖提对八思巴字的研究，日本的山路广明、长田夏树对契丹字的研究，德国的格鲁贝和日本的田村实造对女真字的研究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我国有一些学者不愧为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他们深知民族古文字文献的重要学术价值，克服重重困难，调查、复制流失于国外的文献，保护、整理国内尚存的文献，对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我们对这些前辈依然怀着深深的敬意。从事民族古文字研究的老专家，有的披荆斩棘，对某一文种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有的潜心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如季羡林对焉耆-龟兹文的研究，韩儒林，岑仲勉对突厥文的研究，冯家昇对回鹘文的研究，罗福萇、王静如对西夏文的研究，罗福成、王静如和厉鼎煃对契丹字的研究，罗福成、金光平、金启孮对女真字的研究，李德启对满文的研究，于道泉、根敦群佩对古藏文的研究，丁文江、杨成志、马学良对彝文的研究，方国瑜、傅懋勣对东巴文的研究，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我国进一步开展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一些专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分别对回鹊文、焉耆一龟兹文、契丹字、女真字、八思巴字等文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有价值的研究著述。特别是在国家科研、文博、教育等部门的重视和关怀下，涌现出了一批专业的和业余的科研人员，由于他们的不断努力工作，使这一学科有了较快的发展。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后，做了一些宣传、组织和实际工作，先后召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与国家民委文宣司、民族文化宫联合举办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陆续编辑、出版了一些图书和资料，和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中国民族古文字讲座》，并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了学术交流活动。从事民族古文字研究的人员，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团结努力，共同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在这一阶段，被研究的文种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过去基础较好的西北、北方地区的民族古文字研究有所加强，而且过去重视不够的彝文、傣文等西南、南方的民族古文字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对方块壮字、白文、尔苏沙巴文、水书这样过去很少人问津的文字也开始进行调查、搜集资料，并著文进行探讨。

　　在研究内容方面除继续深入地开展文字学、语言学研究外，还重视了民族古文字文献中有关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使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各种专题研究不断深入。先后出版了女真字、纳西东巴文、契丹字、回鹘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察合台文、古藏文、彝文等研究专著多种，显示了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新水平。很多研究人员，特别是当时的一些中、青年研究者写出了具有较高水平的专著或论文，有的还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一些科研人员力图变死的文献为活的知识，使古老的历史遗产变成联系社会现实问题的精神财富。

　　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民族古文字文物、文献陆续有新的发现。仅新疆地区就出土了包括佉卢字、焉耆-龟兹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的文献。东北、内蒙古、河北等地先后出土了不少契丹字资料。甘肃、  宁夏、河北、陕西先后出土和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西夏文文物。陕西碑林博物馆发现的女真字字书，广东南华禅寺首次发现的八思巴字圣旨和古藏文帝师法旨等稀世珍品原物，都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重要文献资料的整理有较大的进展，彝文、东巴文的搜集过程中都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新疆出土民族古文字文献，由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新疆博物馆、吐鲁番文物保管所等单位组织力量进行整理研究。八思巴字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同志进行了整理注释和研究，并分别编成《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资料汇编》两书。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的同志编辑出版了《吐蕃简牍综录》。契丹字和女真字文献资料也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研究人员整理、汇编成书。

　　新中国成立后，保存有大量彝文文献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成立了专门机构，在搜集、翻译、整理彝文文献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其他有关单位的业务人员对满文老档这份重要资料重新进行整理、翻译，提高了译文的准确性。在这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这就是更多的少数民族出身的科研人员陆续加入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队伍。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有一半会员是少数民族同志。这些同志对本民族的古文字研究有较深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他们一般都懂得自己的民族语言或与其相邻民族的语言，熟悉民族古文字文献，因而也能够较快地取得科研成果。

　　总之，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进展较快，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科研队伍，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可以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已经出现了百花齐放、初步繁荣的可喜局面。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民族古文字这一学科今后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很多十分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目前依然散失国外，有些文种进一步深人研究尚需投入更多的力量。有些文字的释读或文献整理仅仅是一个开端，有的文种的研究工作基本还是空白，科研队伍的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国内外的资料蒐集亟需加强，科研、文博、图书等部门的交流，渠道也应协调畅通。这些任务都需要我们做认真、细致的工作，付出艰苦的劳动。同时我们也相信，今后在国家各部门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通过专业的和业余的民族古文字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一学科一定会更加繁荣发展，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编辑：王韵茹

参考资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