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佛教壁画（汉文旁题） 彭无情供图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频繁交流交融，形成了与中原文化血脉相连、息息相通、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是隋唐时期活动在蒙古高原的回纥（回鹘）。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由蒙古高原向西迁徙，其中一支迁往今天的吉木萨尔和吐鲁番盆地，建立了唐属地方政权高昌回鹘王国。回鹘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具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特色，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回鹘与唐王朝不仅有十分紧密的政治、军事关系，而且也始终保持良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联系。唐王朝在军事上需要大批战马，其中绝大部分是回鹘提供的，唐王朝则主要用丝绸与回鹘交换战马。这样，以前传统的丝绸贸易路线改变了，丝绸主要通过漠北回鹘进而转运到中亚、西亚、欧洲等地。这就是密切联通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著名的“参天可汗道”。

　　在回鹘与中央王朝之间密切而特殊的关系背景下，中原文化对回鹘的影响全面而深刻。漠北草原上的游牧部族较晚才有了自己的文字。在与中原地区频繁的交往交流过程中，回鹘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原文化的魅力，加之回鹘王室对中原文化也十分推崇，中原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漠北回鹘。至今所发现的漠北回鹘碑文基本上都是鄂尔浑-叶尼塞文-汉文或粟特文-汉文合璧式的，由此可见汉文在漠北回鹘中的地位。

　　之前，在中原文化的感召之下，回鹘王曾邀请中原地区的僧人与传统的萨满教巫师辩论，最后僧人获胜，这也为此后回鹘改奉佛教奠定了坚实的信仰和群众基础。回鹘改信摩尼教也与中原地区有关。当时回鹘可汗在洛阳遇到几位摩尼教士并把他们带到漠北汗庭，从而自上而下推行摩尼教，而且回鹘所信奉的摩尼教与波斯摩尼教有很大的不同，汉化、佛化特征十分鲜明。

　　回鹘西迁西域建立高昌回鹘王国所辖地域正是西域汉族人最为集中的区域。东天山地区的伊州（伊吾）、西州（高昌，即吐鲁番）和庭州（北庭，即吉木萨尔）是唐王朝在西域所设的三州，实行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的制度和政策。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汉族人在此定居，此前大部分时期汉族人是当地的主要居民；龟兹则是唐王朝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也有大量的汉族士卒、官员及家属在此定居生活。西迁的回鹘人与汉族人共居于一地，和平共处，在频繁的交往交流过程中，更全面地接受了中原文化。

　　据《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马赫默德·喀什噶里所记：“回鹘人使用本书开头部分谈到的24个字母的回鹘文，书籍、信件均用这种文字书写。回鹘人还有和秦人文字相似的另一种文字，官方文牍都使用这种文字。”这里的“秦人”也就是汉族人，说明直到公元11世纪末，汉文在回鹘中仍然十分流行，特别是重要的官方文牍都使用汉文而不用回鹘文。

　　另据大约于1220至1221年出使中亚的金朝大臣乌古孙仲端在行记中所记录：“惟和沙州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这里的“和州”，又称“火州”，即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当时虽然回鹘人迁移定居高昌已经近400年了，但是与戊己校尉、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周一脉相承的中原汉文化和汉传佛教的传统仍然存在，汉文还是当地的官方文字，汉文佛经也广泛流行。

　　回鹘佛教徒利用中原地区的印刷技术大量印刷刻本佛教文献，进一步提高了佛教的传播手段。所印刷的佛经数量大、种类多，目前所知的主要有《阿含经》《观世音成就法》《救度母二十一种礼赞经》《金刚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北斗七星经》《决定毗尼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以及种类众多的佛本生故事等，这些佛经和佛本生故事基本上都是属于汉传佛教系统的。回鹘文本佛经印刷地点主要在元朝的大都、上都以及敦煌等地，其中有些佛经中间夹写有汉字，甚至页码全部用汉字表示，如一件《救度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经的第九页刻有刻工“王五”的名字，还有的刻有“陈宁刊”等字样，很显然，当时有汉族人帮助刻印回鹘文佛经。

　　1980至1981年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了超过1000件文书，其中大部分是汉文佛经，可以看出这些佛经文本来源于中原各地而集中在高昌地区，说明直到12世纪时高昌回鹘仍从中原引进许多雕版印制的汉文《大藏经》，这些都真实反映了高昌回鹘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系。

　　直到公元14世纪，不少碑文石刻仍然是汉-回鹘文合璧式的，且汉文一般都在正面。如刻于公元1326年的《重修文殊寺碑》，正面汉文26行，背面回鹘文亦是26行；刻于公元1334年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正面汉文36行，背面回鹘文38行；刻于1361年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正面汉文23行，背面回鹘文32行。

　　高昌回鹘王国的官制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除了同时保留北方游牧民族的官名、爵位，如伯克、于越、特勤之外，大量的官制取自中原地区，如宰相、金紫光禄大夫、枢密使、左神武大将军、御史大夫、都督、监使、判官、检校太师等官名、爵位和勋位等。

　　根据德国学者冯家班的研究，高昌回鹘的度量衡——容量、重量、面积、长度和数字单位均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例如“钱”改称为巴克尔，“两”改称为萨迪尔，“锭”改称为雅斯图克。冯家班总结性地指出：“很有意义的是，大多数表示度量衡的术语是外来语，即是来自汉族；很少来自西方。”此外，高昌回鹘王国通行了唐王朝开元七年的历书，且持续了较长的时间。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