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7日，网络上出现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云南发现罕见大理国碑，疑似“南帝”段智兴遗物》。此消息篇幅不短，据称转自《昆明日报》，有文有图，其大致内容就是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通报了一项重大发现，即“该协会在大理洱源地区进行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在大理当地会员杨汝华的支持和帮助下，于洱源地区寻找并抢救到两块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大理国碑。其中一块疑似古代梵文的‘秘文碑’尚在进一步研究破译，而另一块‘大理国布燮高观音’石碑的研究则有了初步进展”。最让人兴奋的是，该消息称其中一块大理国碑刻有时间“盛德五年”。这“盛德”指的就是史称“大理功极帝”的段智兴，其在位29年，笃信佛教少理国事，致使大理国内高氏混战传说纷繁。看过著名作家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读者都知道，在小说中，段智兴更是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的“南帝”、“一灯大师”，也是《天龙八部》中段誉的皇孙。

　　难道，深藏在大理洱源地区的神秘石碑真的是“南帝”遗物吗？石碑上的神秘文又是何种文字？记载了什么内容？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有关部门的关注。近日，本报记者拨通了大理州文化局局长王峥嵘的电话核实此事，孰料，王峥嵘告诉记者：“此消息为误传！”据王峥嵘介绍，6月26日，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的有关专家已经完成了这两块石碑的鉴定工作，终于揭开了“罕见大理国碑”的身世之谜。

　　《云南发现罕见大理国碑，疑似“南帝”段智兴遗物》一文以《昆明日报》名义在中新社、搜狐网等各大网站上发表后，云南省和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部门十分重视，迅速组织了一批有经验的考古专家和文物鉴定专家，对实物进行多角度地分析。结果竟然是：所谓大理国碑疑似赝品；神秘文也并不神秘，只是普通的梵文；两块石碑都是收藏爱好者杨汝华在古董市场上买来的，并无确切出处。大理州文物管理所所长董玉纲为记者详细讲解了鉴定内容。

大理国布燮高观音碑疑似赝品。 资料图片

　　“大理国布燮高观音碑”疑似赝品

　　所谓的“大理国布燮高观音”石碑以高浮雕加朱砂彩绘而成，由于长年累月的自然侵蚀，现在石碑表面的色彩已大部分脱落。原报道指出，从内容上看，石碑以佛教文化为题材，主体部分刻有佛祖和侍从菩萨，上方刻有飞天，左右两侧分别加饰祥云图案。

　　众所周知，南诏大理国的确是信奉佛教，但是，经过专家仔细观察，发现碑刻上的造像虽然是佛教题材，却并不是大理国的风格。南诏大理国的佛教受中原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的影响，极具自已的地方文化风格。云南省有一位专门研究南诏大理国佛教造像的专家张永康，把大理的佛教造像单独归类，取名为“大理佛”。他在《大理佛》一书中总结：大理的佛像“虽带有浓厚的唐代汉地佛造像风格，唯面相与之相迥异。唐代风格的面相，以面相庄严为特征，而大理佛则是面露笑容，朴实平易的凡人面相（多数佛陀头部微向前倾，显得谦和有礼）。……这种面相上的特征可用‘憨态可掬’来形容。”这种佛教造像到了大理国时期，面部越趋清瘦，这一点可以从现存云南省博物馆、大理州、市博物馆中的大理国时佛像中找到依据。而这次专家们所见到的石碑上的造像，面相肥胖，神情呆板，显然不是大理国造像的风格。

　　另外，从报道提供的石碑图片中可以看到，中间像应该是阿弥陀佛，两旁协侍二菩萨，类似剑川石宝山石窟中的“一佛二弟子”，其中阿弥陀佛所结的手印也与大理国所造的阿弥陀佛的手印不符。南诏大理国崇奉佛教密宗，以密宗的五方佛为主尊，而五方佛的手印，阿弥陀佛结禅定印，而图所示的阿弥陀佛所结并非禅定印。如果真如文中所说是大理国时期的造像，又是权臣高氏所造，应该不会出此明显的差错。

　　另外，仔细从图上辨识，能看到石碑的题记“大理国布燮高观音正供盛德五年秋”15字。所以，原报道将高氏之名取为“观音”，这是不对的。在这里就要说到白族的习俗了：白族在古代有多种命名法，最常见的有冠姓四字名，加佛号冠姓四字名等。大理国诚信佛教，故在名前加佛号的冠名法，从王室至普通百姓，举国上下皆然，而所加之佛号应是自己最为崇奉的佛或是菩萨的尊号，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了元明时期。按这个原则仔细推敲，石碑所记载的名字应为“高观音正”才对。

　　董玉纲说：“由此我们推断，这不是大理国时期的碑刻，而是一块今人制作的膺品。近几年，在坊间出现过用梵文墓碑磨去碑面梵文，再在其上新刻佛像，然后作旧的膺品。”

“秘文碑”实为普通梵文碑刻。 资料图片

　　“秘文碑”实为普通梵文碑刻

　　关于149字“秘文碑”，原报道中形容得颇为神秘：“由于此前保护不当，这块‘秘文碑’已经断裂成两截。碑体为大理石材质，上面共雕刻有11行共149字。除了未解的文字之外，碑体中间还有疑似古代文官的图像，碑体下部还分别刻有形似龙、麒麟、兔、虎的排列图案。而很多文字似乎被有意刻写得很大，字上还加用了‘圈’。等等这些，都与传统的中原文化文字、图式有别。”

　　经过鉴定，专家认为，此块大理石质的碑刻也不是大理国时期的碑刻，而是一块十分普通的明代白族火葬墓地所出的梵文碑刻。在大理，这种用于火葬墓的墓穴之中的碑刻并不算“罕见”。白族信奉佛教密宗，盛行火葬，这种葬俗在大理地区一直延续到了明代的中后期。从大理明代火葬墓考古发现，明代火葬墓的墓圹分有圆形、椭圆形、方形三种，圆形、椭圆形墓穴为边壁砌石墓，即用小石块砌筑坑壁，将火葬罐置于坑内后再在其上压盖数块大石。方形坑为石板墓，即墓坑挖好后用6块大理石嵌砌，1块铺底，4块嵌边，1块盖顶。顶板上面阴刻一圆形荷辨纹，下面阴刻法轮；4块侧板底部刻十二生肖，上部刻梵文经咒、人物。在每块板的上部正中刻一汉字，4块加起来即是“常、乐、我、净”4字。碑上方“常”字两边和下方圆圈中的字，应是五方佛的5个梵文字母，每个字代表一尊佛。文中所示的这一块碑就是上述方形坑火葬墓墓圹中所用的碑刻，其碑上部正中圆圈内有一汉字“常”字，收集者只收到了其中的一块，其余还应有5块。火葬墓的地表用小石块砌一圆形或方形小台，再在台座上竖一块梵文墓碑。碑阳面碑首正中刻尊胜佛母，边刻五方佛字母，碑身分五格，刻死者姓名、立碑年月等。碑阴面碑身通刻梵文，在第一行首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一行汉字。

　　那么碑中所刻之字是什么文字，又是什么内容呢？“很明显，文字是梵文，这是一目了然的”，董玉纲说，“秘文碑”之说是报道者为了增加神秘感而故意制造的悬念。至于碑文内容则可能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的陀罗尼神咒。

　　白族火葬与梵文

　　那么，专家们所指的陀罗尼神咒又是什么？答案就在白族的传统殡葬仪式中。

　　白族殡葬中行火葬的习俗历史较长，在剑川鳌凤山古墓群中就发现东汉时期白族先民的火葬墓91座。到了南诏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白族火葬的习俗才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其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墓地竖立梵文经碑，是为了超度死者亡灵，它是密宗仪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从考古得知，大理地区梵文碑刻的共同特点就是碑分两面，于碑阳刻汉文，在碑阴刻梵文，而所刻梵文多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的《陀罗尼》部分，这一部分又称为“陀罗尼咒”或“陀罗尼神咒”。历史学家方国瑜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一文中说：“唐宋以来石刻《陀罗尼》见寺著录者甚多，大都汉文翻梵音，而云南为梵文，且数量甚多”。因为《陀罗尼》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音译部分，所以只是作为追荐亡灵所用的文化符号，是无法也无需翻译和破解的。

　　总而言之，这两块碑刻，一块是疑似今人造假的膺品；一块是在大理地区十分普遍的明代梵文碑刻，他们既不是同一时期之物，也不会是出于同一地点，更不可能是大理国时期的遗物，所谓“段智兴的遗物”当然也是无稽之谈。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