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是从1951年4月新华社播发的一则消息中得知李有义先生名字的。记得该消息说，李有义教授所著《今日的西藏》一书，即将出版发行，并说此书是一本详细论述西藏自然环境、历史、经济、社会结构以及藏族文化习俗的专著，是为进藏部队和希望了解西藏情况的人们提供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只可惜，当年6月，我们就向西藏进发了，未及读到这本书。但他的名字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

　　1953年，我被调到中共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从政研室收藏的汉文图书中，终于看到了李先生写的《今日的西藏》。

　　李先生为该书所写的《代序》，从一开头便以他多年在西藏实地调查的客观事实，批驳了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1933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编造的西藏是所谓世外桃源式的“香格里拉”仙境等谎言。李先生严正指出：“实际上西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剥削下，它已接近地狱的边缘了。”并表示坚信：西藏解放后一定会获得新生，逐步地真正建成为中国人民的“香格里拉”。一位诚实正直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进步学者的心声跃然纸上。

　　同时，《今日的西藏》关于西藏政治、经济状况的论述，比我们看到的此类其他汉文图书深刻具体，而且文笔流畅、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所以，我们政策研究室的同志，都很爱读这本书，许多其他单位的同志也来借阅这本书。我们政研室当时完成的《西藏宗溪名称和人口》、《西藏商业情况》、《西藏地方政府财政概况》和《江孜、白朗地区土地关系、差役制度和高利贷的情况》等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都已有铅印本），都曾利用李先生这本书中所提供的线索，以此书作参考。尤其是他对西藏“雄格却松”三种地主（应为农奴主）、两样生产、西藏工商业、农村封建庄园、牧区“不生不死”制的论述，都和我们当时的实地调查结果基本吻合。我们当时完成的调研工作，只不过是在李先生等前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使某些研究的内容更加扩展和深化了，有的论述更接近于客观实际、更准确了。所以，我们对李先生为自己工作提供的助益不会忘记。我自那时起，便对李先生很是敬重和景仰。

　　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组成多个调查组分赴各民族地区，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开展大规模的实地调查。李先生率西藏调查组抵拉萨。我有幸被抽调出来陪同李先生一行前往调查。这是我直接同李先生交往、当面聆听他教导的开始。

　　抵泽当后，正遇上山南基巧办事处的同志要去拉加里筹建宗办事处，中共山南分工委王运祥书记同意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拉加里，结合筹建宗办事处的工作，开展对该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我们和基巧办事处的几位同志骑马走了两天抵达拉加里。李先生首先带着预先准备的礼品，偕我和扎错二人去拜见了赤钦·索朗加错。因为此人相传是松赞干布王室的后裔，有三品札萨衔，所辖拉加里地区有3000多平方公里。为维护西藏的封建等级制，显示出他的显赫地位，接见我们时，他就坐在高高的垫子上，让我们坐在低矮的垫子上，居高临下地同我们寒暄，说他在血统上也可算是唐朝皇帝的后代，被赐姓李。清朝时期，驻藏大臣常派一名师爷教授他府上的子弟学习汉语文，因此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在此期间，我们的调查对象不限，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和他接触。每天不是请他们来我们住地座谈，就是到他们家中访谈。相距只有十几、二十几公里的地方，都是李先生带头步行去。因为我们当时遵照工委、分工委领导的指示，注重上层统战工作，采用了同筹建宗办事处工作相结合的方法，此次调查比较顺利。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每天都把已获得的调查材料加以研究整理，并安排好第二天的工作，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只是在我们快要离开此地时，传来四川甘孜和昌都江达、芒康等地发生了反对改革的武装叛乱的消息，拉加里地方也有个别反动分子造谣破坏汉藏团结，我们召开调查座谈会时，曾遭到坏人扔石头袭击，出现了社会动荡的苗头。在泽当，李先生指导我同他一起撰写出了《拉加里调查报告》（已于1988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约8万字。李先生还结合此次去拉加里工作的体会，给分工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在上述同李先生朝夕相处的约4个月时间里，他不仅耳提面命，给我传授了不少民族学、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知识、藏族社会历史的知识和写书作文的技巧，还以他朴实诚恳、耿直、热情的待人态度感染了我。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他和他所从事的藏学研究事业十分敬仰。

　　1957年初，党中央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此后6年在西藏暂不搞大规模改革。当年3月，中央决定精简西藏的机构和人员，一大批汉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被调回内地。我便向上级打报告，要求趁精简的机会，到中央民族学院读书。我给已经返回北京的李先生写信，希望他指导我备考，帮助购买些高考的辅导书寄来。

　　然而，当年却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运动，李先生也受到了批判。消息传到西藏，我曾向他表示考大学的愿望及请他帮助购买辅导书的事情，便遭到了非议，被说成是我为了个人名利而攀附“资产阶级学者”等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开始从全国各地抽调一批专业人员，新建或充实一些研究所。在李先生和王辅仁、姚兆麟、常风弦、柳升祺（这4位同志均已仙逝）和吴从众等同志的鼎力推荐、支持和具体帮助下，经过民族研究所党委和有关院领导批准，我和妻子一并被从长沙商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学室工作。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办成的一件事。李先生这时是民族学研究室主任。我除了又认真阅读他从外文著作里翻译的《蹄上生涯》、《西藏中世纪史》、《西藏简史》、《西藏政治史》等等，从而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以外，在我翻译藏文的西藏农奴制史料，撰写有关西藏农权制方面的科研论文时，也直接得到过他的亲切指导和耐心帮助。直至他被调到研究生院等处工作以后，我同他的联系才渐渐地少了。但回顾个人的成长过程，回顾在30年前我之所以重又走上了藏学研究的道路，并作出了一点成绩，是同李先生及其他许多同志的指教和帮助分不开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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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有义，老一代著名藏学家，最早参与构建我国现代意义藏学研究的社会学民族学家。1912年农历五月出生在晋中清徐县，14岁时考入太谷县铭贤中学，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32年转入社会学系。1936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7年夏，考入燕大研究生部。“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燕大撤退到昆明。1939年毕业后，成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专任讲师，主授“社会学概论”。

　　1944年，由担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的吴文藻教授推荐，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工作，主管宗教、教育及其他社会事务。

　　1947年12月，离开拉萨，来到清华大学教书。1956年至1961年，带领或参加调查组深入西藏和四川藏族聚居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成立，遂调到民族所工作。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成为民族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1985年退休，目前寓居海外。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